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背景下，对于提供可靠的人权保护和有效的人权救济而言，仅仅具有"宪法爱国主义"的观念是远远不够的，解决全球的关键在于寻求超越民族国家政治格局的制度范式，其中主要的途经是把民族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转变成"世界内政"。

尊重的对象虽然也受拟制正确性的制约，但是在许多情况下，可能处在拟制正确性未能涉及的领域。[7] 以上事例反映出目前的学理对于法律上的力的认识尚欠精细，效力一词所指称对象的复杂性无法通过单一层面的含义表达出来。

不过这种情况的存在是有条件的，一旦规范的正确性效力被否定，那么再谈论其权威性效力的大小也就没有意义了。也许会有人提出斯基德摩案所倡导的法院对待行政规则的模式已经反映出了对于法院过大裁量权的限制。[4]参见《行政诉讼法》第52条、53条。对此，Wright法官所代表的多数意见认为法院并不能代替行政机关作出判断，而只是审查其规定是否具有理性的基础(a rational basis)。不过，即便如此，拟制的正确性相对于正义而言对于日趋复杂的社会无疑具有更强的适应力。

本文将着力于探讨权威性效力和正确性效力之间的区别，同时研究二者背后不同的理论基础，并指出这种区分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两者在司法实践中不能一体处理，而必须以分离的态度对待。一些掌权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权钱交易，猛捞票子、房子，自己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置群众的死活于不顾，据国家集体的财产为己有，结果是"富了方丈穷了庙"、"肥了官长瘦了民"，而且常常是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儿子、"妃子"俱获利，远亲近友皆沾光。

平等意识是现代民主和法治下公民应具备的理念。人们可以自由进行选择，寻求机会，追求利益，但同时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古罗马法治中的裁判告示和自然法的影响，连同中世纪英国衡平法追求实质公正的倾向，可归入非民主实质法治。至于"人治"，历史上有许多人提倡过，如柏拉图向往的哲学王统治，就是人治的一种。

因此，形式法治即便建立在民主之上，也可能退化为非民主的暴政，法律由此成为服务于暴政的工具。实际上，就法治而言，目前是观念比制度还落后，一些制度，如行政诉讼制度等运作效果不甚理想，有制度本身的问题，但也与传统的"官贵民轻"等观念不无关系。

另外，在英国还保留了贵族，作为上议院的成员，其中一部分是世袭贵族，他们的爵位是世袭的，而不是来源于民众的选举和自己的努力，但是，被称为贵族院的上议院的权力已被大大削弱，权力主要权力集中在被称为平民院的下议院手中，而且，贵族制已经受到批评，世袭贵族在上议院的席位已经取消。据统计，全国每年公款吃喝用掉人民币多达800亿-1000亿元。公共权力的腐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滥施苛政。三是对法治价值旨向问题仍然存在误解。

当然，非民主型法治可能有人治的倾向，但是，在依法治理、统治这一点上，区别于凭靠人主或社会精英个人意志、偏好或判断的赤裸裸人治。道家倡导顺之自然，无为而治，甚至追求"物我两忘"，作为个人的主体消解于虚无之中，无独立的权利可言。第四，形式法治重视程序公正，不追求实际结果公正。我觉得这种划分也有可取之处。

第二个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资本主义经历了由自由放任到福利国家时期的转变，法治随之也转向民主实质法治，其主要特点是法律本身并不自动具有正当性和权威性，法律甚至宪法本身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即人们开始追问法律正当性的价值基础。现在的问题是，许多群众检举信函交到上级领导机关后，层层转批，最后又回到本单位领导手中，随后而来的是被检举人的打击报复，这就涉及到如何保护群众行使监督权的问题。

问：您提到，现代民主型法治首先是在西方产生发展起来。这就如同政治体制一样，不能仅仅以时间维度作为分野，古代虽然通常实行专制体制，但是也存在民主体制。

由于人们的组合是完全出于自愿而不是被迫，自由与群合的紧张关系可得到消解。它在实现公平方面的作用表现在：其一，通过社会福利立法，对处于弱势群体给予适当保护和特殊关照，这些保护和关照逐渐发展成为了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特别是地方专门监督机构，人事和财政等都受制于地方党、政领导，一些敢于依法行使监督职权的"反腐勇士"，也常常是"出师未捷职先丢"，在调查案件的关键时期突然被"重用"到其他"更重要的岗位"上去了。另外，使用哪个词，通常取决于语境和是否符合中文的表达习惯。但我觉得，这样的分类仍然很笼统，你是否注意到，有些学者将法治划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对此种划分你有何看法？ 答：有些国外学者从形式和实质的维度，把法治分为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第二，在形式法治下，法律的普遍性与一般性得到突出强调，反对个案处理与特殊关照。

文化多元化和道德多元化解构了传统的一元道德，加之道德缺乏可操作性，因而德治也失去了基础。最后，不承认古代有法治，便意味着以现代法治作为衡量的标准，而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即现代法治也存在不同类型，如西方社会在自由竞争时期和政府干预时期的法治，在价值取向上就有重大区别，那么，究竟以哪种类型作为衡量标准?所以，一个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法治概念，可容纳多样性的法治理论和实践，然后经过具体类型的分析，可分辨不同类型法治的具体差异和特色。

在实质法治下，法律不是自足系统，服从宗教、道德、政治或经济等价值的支配。其二是通过限制产权和契约自由等措施对强势"经济人"的经济活动，予以适当干预，特别是通过累进税、财产转让税和遗产继承税等法律措施，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寻求实质公正，至少限制过分的实际不公平。

法治类型的划分也是这样，通过抽象获得纯粹的类型，如民主形式法治与民主实质法治等，往往互相渗透，彼此交叉，无法截然分开。这意味着，民主和法治之间并不密不可分，互为前提。

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观念，经古罗马和中世纪一直延续了下来，从而形成了应然法与实然法的二元反思张力。我认为其中四项基本价值是最主要的，即效率、公平、自由、群合。人们生活在社会中，必然结成社会关系。到"文革"时期，法律虚无主义达到极端，司法机关被砸烂，法律教育被停止，法律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工具，公民权利被等同于资产阶级法权。

那种法治理论实质上是一种畸形的法治理论，与今天我们讨论的法治理论在意旨截然不同。在自由主义时期，与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的分离相对应的是，公法与私法的分立，而到了后自由主义的福利社会，市民社会同政治国家重新融合，公法与私法的界限日益模糊，法律自治遭到了破坏，早期法律的一般性与公共性的特征已不复存在。

在古代中国，官职多是由上级授予，下级重点在于伺候好上级，对上级竭力效忠，不把民众当回事。把法治是否以民主为基础作为标准进行划分，仅仅是分析法治一个维度。

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自然法这种超验的理念，就难以产生现代西方的法治思想。不过，实践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些情境下，通常以一种类型为主，有时一种类型竟会趋于极化，接近于纯粹类型。

第二种观点与之相反，认为自由主义的法治即民主形式法治已经破产。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从性善论出发，注重教化的作用，认为通过教化可以使人成为尧舜，在价值认知上做到仁、义、礼、智、信，从道德实践上做到温、良、恭、俭、让。用昂格尔的话说，就是实现了四个"法律自治"，即法律区别于政治、道德和宗教规范的内容自治，法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学说自治，法律形成一套独立推理的方法论自治，以及法律职业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团体的职业自治。时下法治研究中的洋话连篇，"西典"满卷，言必称希腊、罗马，典必出英美、欧陆，不仅仅是一种"法学失语症"，实际上是一种"文化失语症"。

七、中国法治的价值取向 问：您在谈到现代法治时，认为它建立在民主基础之上，同时又把它分为民主形式法治与民主实质法治。党章中明确规定了选举制度，但是，实践中，由上级指派领导的做法仍然存在。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的专门监督机构尚缺乏效能。二是司法是一种判定胜负的活动，通常会有输有赢，如同许多体育活动的输者往往认为裁判不公一样，败诉一方也往往会认为法官不公，而律师为了向委托人有个交代，也通常会把司法腐败作为败诉的辩解。

为了减少和解决社会冲突，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反思、批判、整合与超越，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生发出了现代西方文化。